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，苏新宁怎么看CSSCI被学术界当作评价指标，怎么看浮躁、功利化的不良风气，怎么看破除“SCI至上”等新规对CSSCI的影响?有破亦当有立，学术评价究竟该往何处去?

破“唯论文”不是不要论文

“破‘五唯’，破的是‘唯’;破除‘SCI至上’，破的不是SCI，而是‘至上’。”访谈一开始，苏新宁就开宗明义地指出，“SCI和CSSCI都是评价体系，不能全部否定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这样会造成学术界的混乱，不能让评价无所适从。”

他认为，不必反对所有指标体系，要反对的是把这些指标错用、滥用。“不怕指标多，就怕指标被用错。”

“有些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期刊的，怎么能用到论文上?还有些评价学者的指标本身设计就不够全面，既要论文被引频次高，还要求学者高产，屠呦呦等学术大家发表的论文并不多，但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学术地位吗?”

苏新宁说：“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，水平就肯定不如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?这显然不对。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种类有多有少，有的冷门领域只有三种期刊，总不能说自己的论文在‘本领域前三的期刊’上发表吧?”

“所以不能单看一个指标，要横向比较，看论文有没有本质创新。”在苏新宁看来，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。“近年来国家又提出‘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’‘三类高质量论文’等提法，一定要注意不能‘以刊评文’，不管用什么器皿，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。”

一些学者获得院士或“长江学者”等“学术帽子”以后就开始坐享其成，鲜有新成果问世，而部分企业、地方还热衷设立院士工作站，虽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来指导几次，但动辄要数万至数十万元。

苏新宁对记者讲了自己所经历的“唯帽子”案例。

“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，与他人合作1到2篇，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10篇，有3篇以上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，2020年新发表的一篇论文，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联系我。”他说。

更严重的是，帽子、奖项、论文之间，形成了“赢者通吃”的利益联结关系。

一个团队需要有资深“大咖”，争取重点项目就更有希望，而有了项目背书，产出的论文才会被一些重点期刊接受。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资历尚浅，很难拿到重点项目，要么“抱大腿”，要么付出高额的版面费。

营造有自净能力的学术生态

本应苦心孤诣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界，近年却频频曝光功利异化、学术不端等怪现象。苏新宁认为，主要问题还是出在“五唯”等学术评价的“指挥棒”上。

2017年，苏新宁在《学术评价与学术考核奖励机制的辩证观》一文中就写道，评价的目标是促进，不能让这种正向促进变成负面导向，把甘坐冷板凳的人变成学术上浮躁的人。

“科研管理不能简单化，不能机械套用很多不能评价成果的指标来评价成果，必须看论文内容有没有创新，学者有没有新贡献。”他坦言，近三十年来，学术界的评论家少了。“从论文数据库就可以发现，评述性文章少了，带有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，多的是总结性的综述文章。好像有一种‘不敢轻易批评和评价’的氛围，结果就是大家倾向于采用一些量化体系，比如SCI和CSSCI。”

苏新宁说，回首20世纪60至80年代，人文社科领域的定性评价一直是主流。“当时有一批正直的学术大家能够诤言，也没有那么多指标，当然了，学术成果也没有今天这么多，学科交叉也不像今天这么多，现在有数字人文，把人文和技术、管理结合起来，评价的难度提升了，很多专家的知识都不能完全覆盖。”

“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的关系要控制好，不能像企业那样搞物质奖励，发一篇文章就奖励几万元，对科研工作者更多应当是精神奖励，要树立崇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价值取向。”苏新宁说，“这种和经济挂钩‘切蛋糕’的做法弱化了学术荣誉感，要从青年教师一代慢慢扭转，虽然他们确实生活工作很辛苦，但要从政策上另辟蹊径改善待遇。”

苏新宁说，总之要明确，学术评价绝不能仅用定量的方式，必须走出“排行榜”那一套，必须看学术成果对科学技术、对社会的促进价值，即便定性评价的难度大，也要努力去做，端正学风，坚决排除定性评价中个人友情、单位利益、门派冲突的种种阻力。

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，评审专家也难免受到各方面影响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苏新宁提出了他构想的学术信誉保障机制。

“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，评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，供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;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专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，也可以看到对其他被评审人的意见。”他补充道，“被评审人有权先匿名质疑，再公开对质。”

“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，可以及时将公认有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，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净。”苏新宁对记者说，“尤其是‘双一流’建设和近日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，更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建立学术公信力，必须久久为功。”

把中国论文写在中国期刊上

“SCI至上”的背后，还是中国自主优秀期刊的缺失。

苏新宁回忆，中国大陆引进SCI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，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，此后，南京大学在SCI发文连续7年、引用连续8年位列中国高校第一。

“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，期刊水平低，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，我们当时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”苏新宁说，“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，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。”

“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‘走出去’，现在是‘引进来’的时候了。”他认为，“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，把我们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，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，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，而不是以‘走向世界’‘国际化’为借口，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，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。”

近年，中国科协、财政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等部门已经提出“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”。苏新宁提出，中国期刊要有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志气，“不能只满足于在国内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，要办成《自然》《科学》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期刊群，让外国优秀成果争相发表在中国期刊上。”

他提出，要破解学术期刊企业化的深层问题。“企业要生存，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，而不是怎么把学问做好。科研工作者本是为国家作贡献，结果不仅到数据库看文章要付费，自己写论文投给期刊还要付费，为什么‘中国知网’不能免费给中国人用，这样的模式对学术是一种伤害。”

苏新宁认为，部分学术资源数据库与学术期刊签署“独家协议”，导致同一领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，提高了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经济成本，也不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学术动态。

他建议，要理顺学术成果发表的利益分配机制，科研项目资金中的版面费、资料费等项目不给个人，而是用于资助学术资源库和学术期刊，作为回报，这些学术资源库要免费向学者开放，学术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费。

“如此，期刊社和数据库不需要费心考虑生存问题，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学术品质。”苏新宁说。(本报记者陈席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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